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表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开放和制度借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转型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积极性很高。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绝对可以推动转型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3个主要载体是贸易的自由化、生产活动国际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它们的全球化进程对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下，国际性经济组织不断创立和发展。这些组织在协调不断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问题，制订国际经济活动规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对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支持与规范，以及申请加入的先决条件及其制度选择与安排，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制度变迁 转型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方面的因素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广泛地实行市场化改革，从经济体制上消除了与以市场经济为本质特点的世界经济的差距；二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发展政策上减少了国家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世界经济在空间概念上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其中，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本身既是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逐步推动的结果，同时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欧洲和亚洲一共有30多个国家，占全人类1／4的人口，卷入了这场壮观的变革。这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型国家。
理论上，经济转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转换，即从一种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制度状态；另一种则特指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实践中传统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正是改革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开始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之中。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的能力。由于转轨的途径和步伐各有不同，转轨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有的国家只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国家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所以，对转型国家而言，转轨取得最终成功的机会就在于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否有效运行。如果对制度安排没有足够的关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无法带来社会预期的经济的效益；如果对实现新体制没有明确的规划，或者对新体制的运作一无所知，就无从谈起及时完好地实现转型。因此，转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成功完成制度的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至关转型国家改革成败的关键，好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表现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谈及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有很多诸如原因、影响因素、机制及其路径依赖等问题吸引我们的视线。但这里，笔者想另辟蹊径，以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其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
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安排的借鉴与趋同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指全球所有国家都被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始点可视为15世纪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甚至更早。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国家仍然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现代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趋加强，以贸易、金融和国际化生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现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越广越深的国家，它的增长就越会按照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发展。由于转轨经济完全可以以一种追赶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它们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在这种背景下，显然，经济系统的开放性成为了引发其制度变迁的诱因之一。越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交流来获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识，从而扩大可供其选择的制度集合。事实上，如同通过技术的引进可以有效降低独立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一样，通过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经验，也可以大大节约一国用于制度设计与创新的研究费用，大大降低其对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试验成本。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新的制度设置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的新组织的基础上(因为那时不需要它们)。经济转轨不但呼唤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企业、银行、公务员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并尽快学会新的模式。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表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开放和制度借鉴提供了非常之良好的契机。
首先，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表现之一，又是经济全球化推而广之的结果，此外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转型国家之所以会在20世纪末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除了中央计划经济本身的一些弊端导致国家经济效率极低，国民生活水准下降，从而从内部产生制度变革的要求之外，某些转型国家突破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限制，开始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恢复经济往来，从而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其制度效率也不无关系。
其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扩展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现状的一种客观描述，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渗透，未来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则是必经的一个阶段。这些集团以其显著的经济成效吸引着各一体化组织外围的转型国家，因此，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仅是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绝好机遇，同时一体化组织制度趋同的要求，无形当中也为各个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可选择的模式。
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在转轨经济体中，有许多国家正在与更多的发达国家开展各种交往活动，转型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积极性很高。对于某些东欧国家来说，为了转轨的成功，他们期望加入欧盟。这当然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整个经济和政治转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如果能够顺利地加入欧盟组织，那么欧盟的经济制度就会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加入欧盟的期望，成为了中、东欧转型国家努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系转轨的动力之一。到1996年，已有10个转型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开始与欧盟进行合作。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包括具备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存在民主制度，尊重少数民族，合理管理公共事务等等。为了实现加入的目的，它们必须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达到欧盟的要求，因此，在努力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以欧盟的制度安排为路径，逐步与之趋同。
1997年的马德里峰会，捷克、匈牙利、波兰被正式邀请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关于成员国资格的重要决定是由美国参议院于1998年4月30日做出的。虽然北约成员国资格只是严格的政治决定，比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获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约将有利于这3个国家加快与欧盟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有助于加强外界对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信心，并加强外资的进入。
相似的努力，亚洲的转型国家也在进行着。这一地区的目标集团首先是东盟。越南在1995年成为东盟的成员国，老挝则于1997年加入东盟。柬埔寨的加入因为1997年夏天的政治动乱而被拖延了。东盟成员国资格对这些转型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考虑到它们与其他东盟发达成员国的巨大发展差距时更是如此。区域一体化是唯一可以使欠发达的转型国家保持比富裕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小经济差距的方式。这取决于，第一，是否东盟扩张的过程有利于转型国家市场改革的进程，并且最终使其真正转型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否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使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毋庸置疑，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势，价格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监管都有利于资本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所有这些都因为加入东盟而得以催化加强。不过，东盟成员国资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条件，这些都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适当时刻按集团所建议或期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样，就有时间来支持转型国家所进行的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可能会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在转转型国家之间很可能会产生某些以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为宗旨的新区域组织。在苏联解体和经互会解体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新地区之间的重新一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绝对可以推动转型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影响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主要渠道
经济全球化是在市场经济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在高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国际经济政策及新游戏规则的协调下，生产要素的跨时间、跨空间的运动。经济全球化的3个主要载体是贸易的自由化，生产活动国际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它们的全球化进程对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贸易、投资、金融的加速发展，各转型国家将扩大开放程度和融合程度。贸易自由化使得加入到WTO组织的成员国必须遵守共同的制度之规，以统一的国际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生产活动国际化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的体现，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会随着跨国直接投资的输入而被引进、效仿和采纳，由此而产生的附带效应之一就是各国微观企业制度的逐步趋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也同样将会对各国金融体制产生整合作用，使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逐步统一，制度创新则被迅速推而广之。这些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它们同样波及到了正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的转型国家，转型国家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会通过这些渠道而发生改变。
1．生产活动国际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投资自由化和生产活动的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跨国公司成为主角。跨国公司日益壮大，巨型企业的跨国投资迅速增长，国际直接投资的障碍日趋减少，生产的国际分工不断深化，所有这些变化都使跨国经营成为当代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世界生产在企业跨国经营的推动下日益一体化。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跨国购并浪潮以及日趋盛行的跨国战略联盟已成为对外资本扩张中的两个显著的特征，在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跨国公司在决定着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战略左右着发展中东道国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它们对转型国家同样产生着实质性影响。
(1)有助于对转型国家投资需求的满足。
投资自由化为经济转轨国家吸引外资和资本外投创造了条件。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资本的需求庞大，仅仅在东欧，它们将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再吸引至少1500—2000亿美元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国内储蓄、对外贷款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东欧的解体导致了苏维埃式的国际合作的终结，这一真空不仅被来自西方邻国的资本，而且也被来自远方的资本所填充。它们足够富裕，能够用闲置资本进行投资，并将转轨的挑战视为扩展其业务的新机遇。
(2)跨国公司在生产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生产国际化的推进器，转型国家则在跨国公司推动的生产活动国际化当中受益。
生产活动国际化不仅使经济转轨国家传统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也使跨国公司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各个产业和部门，使生产要素得以合理组合与流动，资源得以重新配置。
基于上述原因，只要转型国家能够确保稳定的经营环境，就能融入到生产活动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知道市场资本主义的根本不仅在于私有产权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于竞争的企业部门，功能齐全的市场及对市场配置规则的尊重。所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进驻，会使转型国家的微观企业制度与发达国家逐步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