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矛盾背后的斗争
由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全球战略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离，来自于这种战略与美国公司利益的悖论，来自于美国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化，来自于安全战略的控制力和自由市场的竞争力之间的难以兼容。而从更深层次讲，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的矛盾后，隐藏着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因素就难以透彻分析和预见美国的经济政策。在这里，我们主要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矛盾为例来说这一点，也会使我们对今天美国经济战略的把握更加充分。
1、选举斗争往往使得对华经济政策成为牺牲品
美国采取“两党制”的政治结构，两党在对华经济战略的态度上并不一致。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较为温和，因此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一般采取较为合作和开放的政策；而共和党人对华态度则比较激进，倾向于采取限制性和干预性的对华经济政策。由于两党是交替执政、轮流坐庄，在政权更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对华政策的波动。此外，在两党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对华经济政策往往会成为两党互相指责的借口和拉取选票、获取支持的手段。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人克林顿数次抨击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成功的”，是对中国的“过分骄纵”。克林顿上台后，共和党人反过来又指责克林顿对华采取“绥靖政策”。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实际上是因为两党都利用对华政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往往会主要考虑政治利益而不是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也不考虑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对华经济政策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2、国会和政府的斗争削弱政府和总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的权力
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和竞争。总统不能干预国会的工作，国会也不必要听从总统的意见。由于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民基础不一样，各自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各自有不同的架构和部门利益以及专业知识和信息掌握的不同，所以处理问题的角度就会有所区别，甚至出现冲突和分歧。相对而言，国会在对华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态度更加消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他们通常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认定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二是国会议员比总统更容易受到美国国内消极对华舆论氛围的影响；三是国会议员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为了捞取选票而在对华问题上“做秀”，肆意攻击中国。这在那些来自保守反共选区或选区内劳工组织力量强大的国会议员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当政府采取较温和的对华政策时，国会往往会由于各种利益集团对进口冲击的抱怨而无法容忍政府对中国“不公平”的放任，从而通过机构变换、约束授权、人员任命、修改法案、否决提案等方式，削弱总统和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政策的权力。
3、政府部门内部的斗争也成为对华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因素
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职能不同，也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造成了美国一些政府部门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态度也有较大差别。美国全球战略的制定出自国安会、国防部、国务院和中情局等决策部门，它们很难对安全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协调。而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也难以在财政部、美联储、商务部、能源部、农业部等经济部门之间取得共识，而且由安全部门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往往与经济部门的工作目标和程序发生矛盾。再如，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倾向于采取较温和的对华经济政策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国际贸易委员会则在反倾销问题上持有较强硬的立场，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鼓吹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实施单边行动。
4、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使得对华经济政策复杂化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战略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其可行性受到很大折扣，这就可能使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战略变成一种短视行为，难以构成有效的长期战略。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是真正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国，反对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力量主要来自非商业利益集团，包括：(1)要求所谓“公平贸易”的组织，主要是劳工组织和小企业组织；(2)人权组织，经常将对华贸易政策和人权问题挂钩，干扰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3)宗教组织，他们常常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张生命权利，并且时常涉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4)防止武器扩散组织，他们经常指责中国违反国际协议，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支持增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力量则来自商业利益集团，主要是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企业组织。其中又分为三类：一是从事对华出口和投资的集团，主要是美国具有较高竞争力的行业中的大企业，如航空业中的波音公司、麦道公司，计算机业中的IBM和微软，电信业中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汽车业中的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大公司等。二是从中国进口产品或在华投资加工的集团，主要由与日常生活消费品有关的进口企业、零售企业等组成。三是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公司和企业，主要包括美国在港企业，以香港美国商会和美国公民在港协会等组织为代表。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由于受到各种非经济目标以及集团利益的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表现为传统经济学所预测的自由开放的政策，而是表现为干预性、限制性的政策。
三、处于美国经济战略矛盾中的中国经济战略分析
当一个目标国家同美国的经济利益相互依存越紧密，美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对该目标国的战略分歧就越深刻，认可和执行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就越不具备。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的依存度越来越紧密，相应地，美国在对中国经济战略中的内部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内部间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必须充分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掌握主动权。
一是要正确认识美国经济战略的内在矛盾的实质。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是一种战略行为，对此我们并不抱有幻想。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一旦走上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美国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和安全战略的目的就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战略的内在矛盾就是它与全球化的背离，将制约其自身目标的实现。更深入地看问题，美国将为自己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是贸易制裁、汇率压力还是技术壁垒，只要它们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反映，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就必然会反制美国本身。当然，即使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和观念，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实验和对话来加以改造和移植。相反，中国将在研究、分析、抵制、抗衡美国的种种经济战略手段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危机反应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从而为和平崛起开辟更大的空间。
二是必须认真研究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对中国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低。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多大的经济约束力。中美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对等的依存关系，增加了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在经济安全上面临的美国威胁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现实告诉我们，美日、美欧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相互间的经济约束力很大，谁都离不开谁，哪一方都不愿失去另一方，而且每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中国要想办法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使中国对美国能够形成较强的约束力，把两国经济的融合度和依存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两国政治合作与战略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拓宽出口市场，增加对欧盟、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鼓励从美国的进口和投资，增加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在华拥有商业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会努力将中美可能的经济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使自己的利润不受到不正常经济关系的损害，这样客观上会起到防止美国政府制造两国经济、乃至政治摩擦的作用。
三是结合非经济战略来应对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矛盾。我们不能单纯地用经济眼光看待经济战略，就必须拓展我们的战略手段，结合其它非经济战略共同应对美国战略中的内在矛盾。第一，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第二，加强双边对话和交流，通过沟通、谈判以及可能的妥协，避免更大的损失。第三，依靠WTO、APEC、IMF等多边制度框架来解决两国经济纠纷。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应当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两国的经济问题，维护自身权益。第四，中国也应该利用中美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扩大美国国内维护对华关系的利益群体，使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积极游说美国政府，抵消来自劳工组织、人权集团、宗教右翼组织、藏独势力以及环保组织的反华活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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