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导致日本战后经济成功的创新体制为什么要对近年来日本国际竞争力的不断下降负有重要责任?本文认为,日本创新体制在以工艺创新为主的渐进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由于日本目前在灵活生产方式、产业信息化和创造新产业方面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这种优势难以发挥。特别是,由于基础研究和大学体制等方面的落后,日本创新体制无法适应激进创新的要求,从而未能抓住跨越式科技发展的机遇。本文还通过日美比较和德美赶超英国经验的总结,扼要讨论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所提供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日本 创新 渐进 科教兴国
近十年来,日本不仅在汽车和半导体工业上的霸主地位相继被美国所夺走,而且,她在信息技术上的发展上与美国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在东亚地区也受到了挑战,《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1月18-19日发表的连载文章指出,就信息技术相关设备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言,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平均达到13%,大大超过日本的6%;在产业的信息技术化方面,新加坡和香港也领先于日本。这种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技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产生了很大的反差。在那时,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了日本创新体制的某些局限性,但许多人认为,日本的创新活动是最优秀的。英国著名科技经济专家弗里曼1992年在一篇讨论科技制度演进的论文中,甚至把日本创新体制看作是信息技术发展在经验上可供借鉴的首要对象(Freeman,1992)。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人们对日本创新体制的评价已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更强调这种体制在信息技术和科学推动等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在综合并讨论这些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日本创新体制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更全面的总结,并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日本战后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为何风光不再
企业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的建立无疑是19世纪末最重要的科技制度创新,它为诺思所谓“第二次经济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业来说,企业专业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已成为获取新的科学知识和从事技术(产品与工序)创新的主导科技制度。它与占支配地位的垂直一体化产业组织相适应,为战后美欧经济的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工业部门的创新乏力日趋明显。罗思韦尔(Rothwell)等人的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状况最常见和最持久的原因是企业之间作为创新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缺乏有效的合作;与之相关和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内部在设计、开发、生产和营销等各功能部门之间缺乏“水平”信息交流和合作。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由泰勒制和流水线生产相结合所产生的福特制导致了企业内研发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分离,因为泰勒制的实质就是通过生产现场与管理等功能相分离,进而提高工作现场的生产效率。而企业之间缺乏创新合作的原因则是相当复杂的,安托内利(Antonelli,1999)指出,企业合作的交易成本过高、不利于创新的独占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研发活动作为风险性投资在融资困难上的问题,在风险资本市场弱小以及稳健的银行家实行信贷配给的条件下,只有大企业才有能力从它们的经营中抽取额外利润从事大规模研发活动,因此,独立和集中化的研发活动就成为西方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科研模式。
但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日本在汽车、家用电器和半导体等产业中所取得的世界霸主地位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对日本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创新体制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美国大公司以垂直信息流动为主的组织结构不同,日本企业则是以横向信息流动为特征的,青木昌彦将这种企业模式称为J模式。这种模式在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制造业中效率非常明显,因为在像汽车和钢铁这样的产业中,保持连续、稳定、高速和适度的流量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生产现场诸环节的紧密协调极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要求工人和管理人员尽量具备整个系统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岗位轮换制”,以降低信息在不同层次传递的高昂成本。对于产品质量则是通过质量管理小组这种吸纳了不同环节生产和技术人员的横向组织来保证。巴拜(Baba)在他对日美电子企业的比较研究中,把日本的这种开发战略总结为整个工厂都为实验室。科尔和莫加布(Cole and Mogab,1998)从日本企业的这些经验中概括出了“持续改进型企业”这种“理想类型”。
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还表现在产业组织即企业间关系上。日本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长期交易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了“系列化生产体制”,据说这与美国垂直一体化大公司和分包商之间短期的交易关系具有很大不同。第一,这种长期交易关系有助于创新的吸收,有助于通过利润分享计划刺激创新。“美国企业倾向于在缓慢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运用创新设计通过广告控制消费者和供应商,而日本企业不仅在创新设计上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联系,而且在设计过程中使供应商也参与进来了”(Clark,2000)。第二,日本经济由于开放程度有限,出口型大企业与那些不能直接出口的相关企业之间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竞争形态,即出口型大企业可以把产品价格强加给“系列化生产体制”中的广大中小企业,后者生存的惟一手段只能是创新,价格方面的竞争又使通过产品差别所获得市场份额变得非常重要了。第三,日本企业借助于企业间长期关系,发展了以节约成本为目标的在生产流程上的工序创新,这就是及时生产体系,或称丰田生产方式,其核心则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这是一种以企业间长期关系为基础的创新体制,其竞争优势就在于低成本、高质量和差别化产品方面。这种创新体制不仅使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导致了对美国等市场爆炸性的出口增长,而且,它也很快地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条件。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汽车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继失利暴露出了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所能达到的界限。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灵活生产方式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美国的“少零件、大批量”和日本通过产品差别化所奉行的“小批量、多品种”。事实证明,在美国方式降低成本的时候,日本则由于过度的产品差别化导致了成本的上升和研发资源的大量浪费。第二,与美国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积极采用信息技术不同,日本企业的行动则非常迟缓。由于电子化定型可以替代外加工定货,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垂直一体化的竞争优势相对于日本的“系列化生产体制”得到了提高,美国的“少零件、大批量”就是把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组织方式结合起来的结果,这对美国重新夺回汽车业的世界霸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由于日元升值,最终装配商要求供应商提供比较大的折扣(例如,汽车业平均三年为10%至15%),在过度产品差别化导致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生存能力大为降低,这是大批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中纷纷倒闭的重要原因。最后,由于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新兴产业上的落后,大量资源要么滞留于增长缓慢的传统制造业寻求产品差别化,要么进入金融领域寻求非生产性利润,这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都说明,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已无法解决目前日本经济所存在的问题,这就引导我们不得不思考:日本创新体制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