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十年后的剑桥
阔别十年后再次居住在美国，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日本看到的世界和从美国看到的世界范围和厚度差别之大。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0年前日本参与了围绕半导体问题和广场协议等世界上最前卫问题的解决，并且日本的媒体及有识之士等也自然而然地围绕此类问题展开了各种讨论。然而，目前日本参加此类活动的机会较少，媒体和有识之士也不再大张旗鼓地开展类似讨论。下表“占世界的GDP构成比”所反映的正是这一变化的缘由。从占世界GDP的比例来看，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持恒，而到2000 年以后有所恢复。欧洲虽然在稳步下调，但是目前仍然占有最大的份额。日本从1980年到1990年所占比例急剧上升，而2000年以后逐渐下降，取而代之，东亚，尤其是中国，所占比例迅速上升。
结果，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而且作为话题被提起的也并非向外国学习而是以美国自身的事物为中心，欧洲与日本的比重相应缩小，中国的地位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而从人的形象来看依然具有强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却不同，随着存在感的薄弱，使其接受的国际性邀请日益减少，也越来越少在国际舞台上露面。
美国获得新生的要素
十年前，美国的尖端产业陷入困境，同时受到日本高新科技的威胁。其后，美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复兴，这其中主要有下述三个要素。首先是这十年间以移民为中心的3000万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带来的个人消费的增长。另外，财政收支从1995年到2000年实现了财政盈余，使银行利率也有所下降，政府有余力采用灵活机动的财政金融政策。然而，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利用上述优越条件的IT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的上升。这十年间，美国巧妙地赶上了以IT为中心的新型市场化的浪潮。首先，在以往的二十年里，通过数次回合的谈判，实现了经济无国界化，形成了全球性市场。同时，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大量的信息处理可以在瞬间完成，从而使市场日趋强大。结果，由于随着急骤的变化而诞生了强大的市场，因此不管多么优秀的企业、多么有才能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以往的投资在环境变化的瞬间有可能一下子成为不良债权的风险。于是产生了一种如果既不能承担风险也不能进行风险管理的企业就不能享受市场机会的优惠这样一种竞争环境。美国具有非常适合这一新时代的社会结构。具体来说，美国对自由和竞争的信仰创造了发挥市场能力最为重要的竞争环境，于是渐渐形成了以投资为中心，可以使用各种灵活手段的自由资本市场，使原本就十分灵活的劳动市场变得更为灵活，进而建立对市场敏感的经营和彻底谋求利益的纯粹市场型公司治理机制。另外，互联网创造出充分利用IT投资和IT基础设施的环境，如今IT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已经渐渐摆脱了反生产率的状况而出现具体地提高生产率的趋势。这些变化也使作为发展源泉的R＆D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象以往在三、四年的时间内通过内部研究实现商品化的这种方式，不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要求。结果出现了以改革后的大学为中心的大量研究基地并聚集了使这些研究成果尽快商业化的人员，成为创投企业，这种方式也绝对是美国式体系在自由竞争的环境种制造出来的。
此外，人口的增加表明了美国具有能够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材的魅力。这一点，大学尤其具有实力，更增添了吸引人材的魅力，而且多样性也成为优势之一。同时对教育整体来说，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竞争压力，与学校方面的竞争相互作用，形成了强有力的研究和教育事业体。
从资本市场来看，与日本相比而言，美国通过股票市场等使风险资金大量从家庭经济中流向企业，债券市场和信托的发达，又表明个人金融资产通过上述手段流向企业。同时，美国的公司治理方式与日本和欧洲相比，具有证券法的比重远远高于公司法、以出资为中心、股份所有分散等特征。这样，从制度上强调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比股东的利益得以最大化，形成不是以银行为中心而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外部治理。可以说这使美国能够领导世界经济的潮流，成为全球的标准。对佩恩中部铁路公司事件、机构投资家问题、安然事件、世界通信公司事件等丑闻应对迅速，正是由于彻底贯彻董事会的一元化、以公司外董事为中心的公司治理形式的结果。这种结构是一种极端的制度，也遭到将美国式的单一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批评。再看一看英国和德国的情形，在提出一定的原则的同时，当该原则难以实施时就要求解释说明，能够接受一定的例外。这与美国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美国式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不管世界各国的反应如何，在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公司治理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彻底追求市场能力的构造，而且就目前来看还是成功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美国经济的复兴带来了什么。首先，由于生产率的急剧上升，带来了不需要雇用的经济复兴，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增大和分配不均等问题，但同时，由于丰富的资金流入了NGO和大学，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其恩惠，这也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种状况是使美国出现分裂还是带来富裕的社会和新的劳动方式，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且，还会产生经营者只贪图利益的公司治理体系如何与企业的社会性责任相互协调的问题。另外，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当今的布什政权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唯我独尊时那种“让世界充满自由和民主”的具有宗教意义的使命感，扩大影响，造成财政上的赤字。当前财政赤字与经常赤字的不断扩大，使人想起了七十年代的越南，感到了一种不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经济的强大在本质并没有改变。我很关心的是上述三个问题今后将以怎样的形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