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内，以资产为基础并由债务来资助的美国消费和政府推动并由债务来资助的中国投资成为了创造需求的两个轮子。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则被这辆“摩托车”拖着前行。因为中国的投资泡沫不断增长，引发了全球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上涨，目前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乘数效应来自于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货再膨胀。
这种“摩托车”型的增长模型倾向于创造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因为需求创造了它自己的供给。限制这种增长模型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因为全球竞争的存在，商品价格的不断高企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并不能必然导致工资和商品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能力过剩对金融稳定性的威胁和美国的贸易赤字应该会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构成限制的首要因素。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当中，主要的中央银行，特别是美国的美联储，在认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动力问题上是彻底错误的，这导致了全球经济中出现了太多的资金。对资金的额外需求来自于对房地产和息差交易投机性投入资本的盛行。
投机降低了资本的成本并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因此，全球经济的高增长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短期风险，同时也证明了息差交易打压风险贴水的有效性，这为更多的息差交易和更好的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对投机的管理成为了全球各经济体的货币当局面临的最大挑战。资本流动性泡沫的膨胀在全球经济中造成了大量的价值破坏。当目前的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遭到破坏的价值将如魔鬼一样游荡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之中。
各个货币当局的正确政策选择是：在全球经济中的各个房地产泡沫垮台之前快速地提高利率，这些房地产泡沫迟早会引起全球经济的衰退。错误的政策选择是：通过引证低通货膨胀的存在来说明低利率是恰当的选择，这将会造成一种局面：在这些经济泡沫因为自身的重量而崩溃之前允许泡沫继续扩张。
吸收竞争性冲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渐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原始资本在全球经济面前并没有什么可用之处，这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开始进行财富的创造，这保证了中国的货币相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更加廉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系列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危机之后，这成为了中国的结构性变革力量。
因为这种竞争性冲击导致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危机逐渐结束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了去工业化阶段，现在主要依赖出口初级产品拉动经济增长。全球经济体系被重新划分：富有的消费板块（比如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系、欧洲地区和日本）、廉价的劳动力板块（比如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和资源经济板块（比如澳大利亚、非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今天的全球经济结构是基本合理的；来自计划经济板块的竞争性冲击大部分都已经被吸收了。
新世界的需求创造行动
为了追赶财富水平，计划经济体系板块的消费水平相对于它们的生产能力而言是比较低的。因此，这些经济体倾向于储蓄和投资，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它们的货币相对于它们的生产能力来说是廉价的。这些因素给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经济体造成了压力，即使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也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体的去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压力。
处于竞争压力下的去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体客观上是希望经济紧缩的。这种情况迫使劳动力市场重新构造，新构造将以非贸易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为核心。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更大的话，重新构造所带来的痛苦结束的越快。迄今为止，美国经济体是最具有弹性的，并且调整的也是最快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济是如此的有活力，并且，对那些新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体来说，和美国的贸易是如此的重要。
然而，欧洲和日本就没有能够如此快速地调整。与美国的经济体系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体系更缺乏弹性，因此，它们在应对客观上所要求的经济紧缩的时候，它们很难创造出维持经济增长活力所提出的需求。这在客观上加重了美国创造需求的负担。本质上来讲，不包含美国经济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的。除非通货膨胀加速，否则，这种情况就成为了美国货币政策保持在宽松状态之中的一种客观环境。美国经济的重新构造成为了吸纳新的经济体进入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
持续的宽松货币条件意味着金融资产的价格要重新估算。估算的一部分在美国的房地产行业、债券和股票上得到体现能够归结于这种因素，也就是说，和历史估价水平的背离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一个泡沫，而且，这也许可以通过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来解释。
美国金融资产的增值充分地贡献给了美国的消费，而且也引起了贸易赤字，因为美国消费增长的一部分是建立在金融资产的增值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强劲的美国消费阻止了全球经济滑入通货紧缩的状态，主要是通过强劲的美国进口提升了美国消费对投资饥渴经济体的需求，再有就是通过美国的贸易赤字将大量的流动性输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也就是说，将美国宽松的货币条件出口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里。
美国宽松的货币条件和强劲增长的美国进口需求主要是通过中国作为乘数因子来对全球经济发挥作用。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则通过推动出口和热钱的流入来把这些流动性快速地转化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汹涌澎湃地增长则转化成为了中国对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强劲增长。对设备的进口对诸如德国和日本等那些老工业经济体来说是一个提升产业结构的好机会。对原材料的进口增加了原材料的全球性需求，并促使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通过中国经济的传导，原材料价格不断增长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成为了美国货币条件最重要的乘数器。这一乘数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重新分配了收入，这种局面使得去工业化经济体遭受了通货紧缩的冲击。这种边际效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至观重要，这充分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美国以资产为基础的消费和中国由债务来资助的投资成为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全球经济的这种增长模型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以资产为基础的美国消费是否是可以持续的，二是中国人是否继续认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是可以信任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速度极限是多少，因为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指标。
对于从美国——中国增长发动机中获益的那些经济体来说，今天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经济增长和货币币值的相互关系是负面的。对于倚重商品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相关性能够被它们通过改善进出口交换比率来抵消掉。对于欧洲、日本和非亚洲四小虎经济体来说，伴随着货币的升值，它们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慢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