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位置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战略，那就是用霸权的方式去领导这个世界体系。美国这样做，其背后是存在着巨大的动力的。首先，对更大的国际权力的追求迫使美国这样做。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资本，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权力。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国已经满足了其追求国际权力的欲望。第二，维持这样一个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无限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利益。美国人领导世界，到处有它的力量。但是要认识到，美国人并没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它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其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走到哪里，政治军事力量就跟到哪里。第三，在这一霸权状态下受益的很多国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美国这样去做。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体系是非常等级化的，各方面的利益的分配是极端不平等的，一些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国家获得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越富，穷者愈穷的原因。富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强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强大。要维持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就要努力维持这个世界体系，或者使得这个体系更等级化。而美国则当仁不让地被这些既得利益者推为领导。
4．美国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国认知
要保持霸权地位，领导世界体系，美国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战者的出现。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潜在的和现实的挑战者就是中国。前苏联一经解体，美国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即中国。遏制中国也就成了美国的国际目标。但美国到底对中国实行怎样的一种遏制呢?什么样的方法更有效呢?这就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perceptions)，意识形态就开始发挥其作用。不管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者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九十年代初，美国和西方就有很多人主张用围堵苏联的办法来制约中国，乘胜追击，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让历史终结。克林顿总统最初几年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开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体系整合。较之苏联，中美关系无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经过多年的调整，克林顿政府终于确立了对华的“接触”政策。确立了以经济扩张为中心的全权策略，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扩张。克林顿的选择多少和他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相关。但这一战略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不关心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了，而是说通过把中国整合到世? 缣逑道锩妫苡行У卦谥泄迪治鞣郊壑怠?nbsp;
美国的自由主义想象了一个理想的国际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赖等等主导着美国理想主义者国际关系的话语(discourse)。表现在中美关系上，理想主义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大的调和空间，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义者强调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强调自由和民主是中美两国合作和和平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相信，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必然导致中国政治的深刻变化，最终导向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应当指出的是，克林顿所谓的自由主义对华政策并没有妨碍其对美国利益的现实追求。例如，在克林顿期间美国政府卖给台湾的武器并不比美国历任政府少。
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尽管中国政府在人权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远远没有满足美国理想主义者的期望。“六四”事件是对美国理想主义的第一个打击。邓小平南巡后，理想主义又得到恢复。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政府近年来不仅没能改善人权，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为，反而变本加厉，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理想主义者在中美关系上的声音渐弱，在国内很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甚至开始转向现实，认为要对中国施加外在的压力，迫使其政治发生变化。
小布什一上台就改变了克林顿时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点就是美国利益，而非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是在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来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再从这种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和他国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小布什是从直接从冷战继承下来的较为抽象的国家利益的观念出发来考量美国和他国的关系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较之克林顿政府更为自私自利。这种思维的形象表达就是，“我是美国”，“美国就是世界”。
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充分表现在布什政府的实际决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的反应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强调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做法虽然引起了美国盟友的不高兴和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但美国还是继续根据自已的意愿行事。
在对华政策上，“战略竞争”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布什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理论起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点“求同存异”的味道，就是说强调两国利益的共同性，用发展共同性来减小或者遏制差异性。布什的现实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关系的逻辑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是用“合作”来掩盖“冲突”，倒不如承认冲突，在“冲突”的基础上来追求尽可能的“合作”，这样做较之理想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现实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对中国抱任何幻想。从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到现在布什的新冷战主义，美国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对其国家利益的赤露露的考量，只不过是不同国际格局之下的不同表现罢了。不管谁当总统，都改变不了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体的扩张性质。所不同的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扩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较之克林顿，布什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真理。
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之间一场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甚至公开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中国毕竟和前苏联不同。布什政府对这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这场新冷战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所说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当年美苏冷战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新背景有两个特点，即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经济的全球化。美苏冷战时，天下一分为二，美国只得到半边天。在苏联的范围内，美国很难发挥其影响力。而现在则不同，美国要的是领导整个体系。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再象当年的苏联那样组织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美国人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成为其势力掌控之下的顺从者。
再者，和苏联不同，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不管国内外的情况如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飞，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发展动力。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将不那么有效。用经济整合来制约中国，这一点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对布什来说，自由贸易必须达致中国的政治变迁，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这些形成了布什时代美国对华新战略的背景或者说是美国组织新冷战时所必须考量到的因素。
5．美国对华关系的内部张力
中美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包括硬力量(hard power)方面的地缘政治、资源和市场到软力量(soft power)方面的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这些潜在的冲突会怎样通过美国国内的各种制度途径而表达出来。美国国内导致中美冲突的内在制度动力主要包括美国对中国在美国国际战略棋盘中的角色的认知、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内政的性质等等。首先，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中国仍然会扮演过去苏联所扮演过的角色，即成为美国的对手。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力量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尽管中国在总体上还是贫穷，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和美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竞争性也在逐渐提高。在中国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多可以调和的地方。但当中国富裕起来以后，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国实际上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也要把中国塑造成这样一个对手。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国际威胁”。中国是否是“敌人”，不仅仅取决于现实，也取决于人们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构建出来的。
其次，中美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更会强化上述概念的现实性。中国现在成了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或者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多次民意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变成美国的主要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敌视中国的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可能接受西方的价值，而同情中国的人则相信，中国总会有一天会变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国家。只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存在一天，美国就不会停止认为中国是其潜在敌人。
这样的民意进而为美国政治提供了资源。无论是在两党政治中，还是在议会政治中，中国已经也必然继续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美国政治话语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经济问题没有新的内容好谈了，美国人的经济杠杆的分量少了好些。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反，经济问题刚刚开始。美国拉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努力加入，在这个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强调的是利益方面的积极因素，但一旦中国加人世贸，潜在的经济冲突无疑会浮上台面。一旦冲突成为现实，也就为美国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国是“敌人”的资源。当经济杠杆不够有分量的时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反应及中国本身的成长，中美之间的冲突似乎更具有了现实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和中国交往，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强调的是，美国要求中国的变化必须朝着美国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将受到欢迎，否则美国就不会乐意。换句话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要求中国充当一个听话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不听话且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世界权力。自然，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顺起中的大国，不可能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国家。
现实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双重冲突使得中国很难受美国的摆布。而美国最恐惧的也就是这一点。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但美国不想看到中国发展对其所产生的挑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一直不想太出头露面，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低姿态，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和美国实际上也是保持相当一致的，只是当美国的行为直接危害到中国利益时，中国才作出并非过分的反应。但即使是这样，美国人也对中国忧心仲仲，担心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力量。美国感觉到，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围堵中国的崛起，将来来自中国的危险就会变得难以遏制。美国的遏制就会导向中国的反遏制。一旦两国进入这种遏制和反遏制的恶性互动，新冷战就走上了不归路。
6．美国经济政治双赢战略的第三条道路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战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三：1)继续和中国交往以获取经济利益；2)扩张西方政治价值；3)要围堵中国对美国的可能的和潜在的或胁。首先，美国是不会放弃在华经济利益的。高经济增长，众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阶层，中产阶级，这些使得中国成为任何一位资产者都向往的市场。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必然在资产者争抢中国市场中扮演头号先锋的角色。小布什尽管反对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但并不反对竞争中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业阶级代表的共和党，在这方面会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这种经济考量会软化其对华政策，就是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制约美国政府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对军事政治方法的诉求。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能强调过分。中国本身的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在美国对中国采取非经济手段时，中国很难象从前那样不顾经济利益来反击美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对中国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制约。
美国人也不会放弃在中国扩张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其制度表现形式。按照克林顿政府的理想计划，通过把中国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美国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民主等价值传播到中国。这是克林顿政府论证其对华经济战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的最有效的话语。小布什无疑在这方面更进一步。这也就是美国政府所谓的中国应当顺从“正确”的发展方向。美国人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的整合来带动民主化，但显然是过于理想主义的。中国不会按照美国人的意图而进行政治民主化。如果是这样，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情感方面就会突显出来。反映在议会政治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会把重点转向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