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有制和企业改革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现实中则是传统计划经济
的制度基础，虽然由于改革在起步阶段设定的程序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渐进式改革
，把改革的范围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相对于其他方
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被严重地滞后了。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
索却没有因此而滞后，并且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始终。自1979年以来，在所
有制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必
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首先是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
准和“公有制目的”论，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因为“一大二公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并且影响很深，在实践中危害很大，所以在改革
启动阶段，自然就把它作为要破除的“左”的思想提了出来[36]。但是直到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生产力标准才真正开始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决
策中成为主流意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有的经济学家，例如周叔莲，提出要打破对
传统国有制的迷信思想，包括片面地把传统国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当成手段
的迷信的观点[37]，依然引起了争论（注：《当代思潮》1994年第1期和《真理的追
求》1994年第2期上都发表了批判周叔莲的文章，说他是“拐弯抹角的私有化”的理
论。袁木也说，这个观点不妥，不要再提这个观点了。见袁木：《关于国有企业的若
干基本认识问题》，《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肖灼基则把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
才是目的的观点，看成为一个理论突破。见肖灼基：《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外管理》1998年第2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生产力标准最终确立
为统治的思想，把公有制本身当成社会主义目的的传统观念才被彻底革除。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鼓励非国有经济成
分的发展，二是推进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权力分解。改革初期，鼓励非国有经济
成分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1979年7月，薛暮桥先后在
《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就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发表谈话，主
张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使这种几乎被理论遗忘了的所有制形式重新受到重视[1]（p
.180）。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概念，有人提出所有制外部结构和
所有制内部结构，还有人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29]（p.
151）。理论上提出所有制结构的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只能是又公又纯的观
念，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为所有制
结构的调整即进行所谓“增量改革”[38]（p.153）创造了条件。董辅réng＠①提出
社会主义应当是混合经济的观点（注：在80年代初，董辅réng＠①就提出社会主义
经济应当是“在保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个体、私营的、
混合的私有制等）”（见董辅réng＠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卷，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到了1992年，他又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形象地概括为“
八宝饭”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象一盆八宝饭，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分
的，其中还有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只有把糯米饭、豆沙、红枣、莲子等等
组合起来，并以糯米饭为主要成分才是八宝饭。”同上书，第415～416页。）。有的
学者认为，混合经济应当是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3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民营经济
的概念，既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回避了私有化的禁区。一些
经济学家竭力主张体制外的经济成长，即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推动公
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重新定义，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02年中
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强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在1978年底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
同时就启动了，但是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真
正迈开步伐，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增强现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最初的企业改革理
论围绕着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国有国营的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
商品生产者的理论。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观点[4
0]，引发了经济学界围绕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究竟是不是商品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还
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展开的理论争论。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跌宕
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理论成为企业改革的理论
基础。第二，强调企业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企业本位论”[41]。从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当时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先后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
性和给企业必要的权力，强烈要求改变企业只是一个“算盘珠”的被动局面[42][43]
。1980年，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受到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
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的理论依据。第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我国过去
一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当作一回事，对此，董辅réng＠①首先提
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注
：董辅réng＠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改变国家所有制这种形式”。见董
辅réng＠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经济
研究》丛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两个
概念的可分性，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权和经营权“两
权分离”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就对所有制范畴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注：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绍智。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
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但是理论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
。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问题，再次成为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并且把后三权归并成与所有权相对的经营权，
形成了两权分离的理论[44][4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思
路，成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
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
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对于公
有制企业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
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所谓经营权主导改革，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一批经
济学家坚持的以企业承包制为方向的改革思路（注：这一改革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是杨
培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三联书店1988年版）和《承包制——企业发
达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本专著。坚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还有宋廷明、
李忠凡、何建章等。）。他们认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从而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
制着眼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使企业和国家在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约交换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行为不规范，负盈不负亏，使得财政收入
固定化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
制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虽然在短期内也能
带来企业活力，但是这种改革由于忽视产权必然引起经济行为的混乱，并且隐含着巨
大的风险[46]。承包制虽然遭到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并且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它
能够在中国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适应中国渐
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全盘否定
国有制，也不能实行私有化，在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实际也不可能立即采用
与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规范，才
能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易于和现行的管理体制衔接，操作难度小等优势，成
为双重体制下企业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
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
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
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是由厉以宁在1980年最早提出来的（注：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
家劳动总局召开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厉以宁在发言中提出了股份制的改革意见。）
。到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考察报告[47]（p.13）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再次
提出这个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49][50][51][52][53][54]。由于受到
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
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
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建立经济特区以及股份制，
概莫能外。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
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
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
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55][56][57][58][59][60]。产权概
念的提出（注：中国最早使用“企业产权”概念的文献，是刘军、陈乙的《企业产权
与企业行为趋向》一文（《经济学周报》1985年10月13日）。），一方面把过去对所
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
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
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61][62][63][64][65][66]。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
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
公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出现
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与其他各种经济主体相比，国有企
业的经营机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公有体制内
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
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已
经无法在过去的制度基础上继续运行下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
所有制改革推到了前台（注：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
分歧。1995年8月16日《中国商报》在同一天发表了林毅夫：《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是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张维迎：《从所有权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林毅夫教授
商榷》两文，展开争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是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要突破。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
和制度基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只
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
展的制度基础。
五、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引进和翻译现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热潮，
新制度经济学和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交易费用理论、寻租理
论、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机制设计
理论、新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等都先后被介绍进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对
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批判”转为有选择地“吸收”和“
借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
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19][67][68][69][70][71][72][73][74]。
特别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剧变后，都采取了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这种现象
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投身其中，形成了一个
专门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开
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逐渐形成
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转型经济学。盛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75]
的出版标志着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现，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
改革》[76]和樊纲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38]则是这个理论流派或理论
分支形成的重要标志。90年代后期到世纪之交，转型问题的研究突飞猛进，出版和发
表了大量以转型或过渡为题目的学术论文和专著[77][78][79][80][81][82][83]。20
02年，热若尔·罗兰来中国讲学和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起了进
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注：2001年南开大学周冰教授开始招收
转型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且出版了专门的教科书[84]。
转型经济学或者说过渡经济学，虽然与改革理论同样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
对象，但是又不同于改革理论，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不同。转
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它的目标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
而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阐释。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
所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变革过程记录和描
述下来”[85]（p.311）。而改革理论主要是以指导改革实践为目的的应用性研究，
是要在事前提供服务于改革决策的实施对策。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中国
学者在改革理论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国外学习，借鉴吸收东欧和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
和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
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向。而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其影响和声誉日隆，一
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才逐渐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
总结25年改革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理论是在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中发展的，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改革实践的深化提出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那些
不能按照老办法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永远都是理论发展的活的源头。经济理论发展
方向的变化往往是由于现实的危机促成的，因为一种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成为社会观
念之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有当按照原有思路发展的实践已经或者几乎走到了尽
头，无法继续延续下去时，才会转而接受新的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关头，理
论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理
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理论并不是实践的简单直接的反
映，它的发展也不是单纯由实践所推动的。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理论创新既
不能脱离既有学术思想的传承，同时又需要与外界交流的思想碰撞激发的灵感，它是
在问题意识主导下，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由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来具体
实现的。事实上，改革理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理论的斗争和不同理论观点
的争论中实现的。因此，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不
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才能避免实践中的片面和偏颇。在这里，政治上的宽松环
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必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
化 学术研究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
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转型经济学主要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
决策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同改革理论在理论属性和风格上大异其趣，二者在中国经济
改革实践与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如果说改革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转型经济学将会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引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综合化 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是指在
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国际经济学通行的表达方式，在研究方法乃至书面格式上遵循国际
通行的学术规范。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理论经
济学发展深化导致学术性的纯理论与应用研究分工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术
开放受到国外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学术论坛的需要。
进入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极力倡导经济学研究
遵循国际经济学的共同规范（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上海三联书店是推动这一潮
流的最早和主要的学术阵地。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在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前言”中说：“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分创办的《经济学季刊》也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为号召。见其
《发刊词》2001年10月，第1卷第1期。），转型经济学是这股潮流中的排头兵。中国
经济学在日益走向国际化，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心态对待人类遗留下来的经济
学理论资源，其中比较显著的趋势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
论结合、融合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将矛盾分析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中
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注：樊纲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0年版）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刘世锦的《公有制经济
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比较》（《经济研究》1990年第12期）则是另一个例子。）。
第三，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本土化与理论的原创性 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
，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了
一般性。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自然地会成为
首先关切和研究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功，构成
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这使得对中国改革经验和特色的解释具有了普遍的理论意义
。诚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是在学习和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
成的，但它却不是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分支在中国的应用，而是中国学者自觉地将中
国的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自主理论探索的产物。从中国角
度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希望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和产生世界
级经济学家的丰腴园地。
第四，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期经济学并行发展 中国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的经济
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虽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是尚未完成。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背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组
织的结构性变化，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转型经济学在中国
的发展不仅有着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尽管转型和制度研究是经济
学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是唯一和全部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
，都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而所有有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均须
放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转型期经济学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并行不悖，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将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论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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