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
●鉴于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选择和实施一种进取性的应对战略。
●进取性应对战略的涵义是指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充分发挥大国竞争优势，其主旨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新的开放条件下，加快国内的调整和改革，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将我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按照进取性应对战略的要求积极推进调整和改革，将适应世贸组织规则作为解决深层次体制和结构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将某些领域的“过渡期”作为开放市场、引入和加强竞争，从而有效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机会；将履行对外承诺作为对内建设信用关系、对外保持和提高国际形象的重要机遇。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有利有弊，总体上利大于弊。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下，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其一，这种利弊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其二，具体部门内的利弊变化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与这种利弊变化中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战略，特别是其中的调整和改革取向。好的应对战略，应当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降低相关的风险和成本、趋利避弊甚至化弊为利的战略，是立足于调整、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战略，简而言之，是一种进取性的应对战略。
选择和实施进取性的应对战略
选择和实施进取性的应对战略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加入世贸组织，是基于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深刻理解，基于对我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更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将使我国更广泛地直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国际经济秩序建设和完善中发挥更大作用；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国内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因此，尽管存在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仍然做出了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一个富有远见和魄力的战略性决策。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这种基本态度相适应的应对战略，当然不能是消极应付的，而必须是积极进取的。
当前，在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有些人存在消极应付心态，这与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误解有关。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过多地看到“冲击”和“挑战”，错误地将诸多调整、改革措施看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有人以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有的产业将会垮掉”。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将产业与具体的企业混为一谈。事实上，加入世贸组织后受冲击较大的产业，从中长期看往往是增长潜力很大的产业。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和以往受限制的内资进入增加，市场竞争加剧，某些竞争力差的企业垮掉是非常自然的。但与此同时，一批竞争力强的企业将会迅速成长，整个产业不仅不会垮掉，而且会发展得更好。大量经验证明，如果具备好的体制和组织条件，内资企业利用其本土化优势，完全可以表现出与外资企业相抗衡乃至超过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还有人以为，“加入世贸组织将使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露，会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这些矛盾和问题是过去长期存在、悬而未决的。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显露，反而有利于其逐步得到解决，消除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可预见性，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澄清诸如此类的不正确认识并不是否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或将会遇到的困难。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特别在初期，就业、收入分配、人才、产业重组等方面的调整压力较为集中，某些领域的矛盾可能趋于尖锐。强调采取进取性的应对战略，正是为了以调整、改革、发展的办法化解遇到的难题，尽可能降低调整成本。
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充分发挥大国竞争优势
进取性应对战略的涵义，可以概括为在进一步开放条件下充分发挥大国竞争优势，其主旨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新的开放条件下，加快国内的调整和改革，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将我国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趋利避弊，首先取决于对我国比较优势的理解、培育和发展。我国经济的优势，其中多数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拥有12亿多人口，且处在经济快速成长期，在众多产品和服务上具备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增长潜力；（2）继续保持着劳动力、土地总体上低成本的优势，近年来资金成本也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3）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以组装加工为重点的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步形成；（4）通过学习先进经验而形成的技术、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后发优势”；（5）国民具有善于经商、节俭、吃苦耐劳等传统品格。
与其他国家比较，这些优势有独特之处。例如，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国家，这样的人口基础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容量。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生产企业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就可以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市场上可以容纳若干个使产业内形成合理竞争结构的大型企业；人口基数庞大且发展不平衡，可使某些产业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长的快速增长期。又如，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动态转换，在保持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业优势。在制造业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并不像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出现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显著上升。我国地域广大，限制了发达地区地价过快攀升；源源不断、近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素质较高且与国际水平相比收入较低的熟练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使我国可以持续地保持人力资源总体上的低成本优势；传统的高储蓄倾向促进了资金紧缺状况的缓解，近年来利息率的持续降低，使我国的资金成本接近国际水平。制造业优势的提升和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的维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到我国。
值得强调的是，巨大而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生产要素的低成本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等几种优势同时集中在一个国家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种状况使我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发展大规模、低成本、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产业占据了有利位置，同时也使我国完全有可能依托国内市场，在不断保持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情况下，推动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
但我们还应看到，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也证实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竞争优势，拥有比较优势的一方也可能在竞争中落败，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不能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反之，如果有好的市场环境，在实现这一转化的同时，还可以在某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创造出竞争优势。在认清我国的比较优势后，问题就集中在如何实现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而关键又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率的市场环境。这样就回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国内经济运行规则进行调整的涵义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上。世贸组织规则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在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逐步制定和完善起来的。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对国内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过程，就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与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具有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经济运行规则的调整比市场开放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