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WTO，还是WEO？
WTO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它所管辖的事务，已从货物贸易，进入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并有可能进一步纳入环境、劳工、全面的投资、竞争政策等，因而有可能改名为世界经济组织(World Economic Organization，简称WEO)。
人们将WTO的协议框架比喻为“伞形”结构，其中一揽子协议这把“大伞”包括了GATT、GATS与TRIPS这三把“小伞”。伞形结构的功能在于它能够纳入现行的全部相关协议与今后可能达成的协议，具有包容性。不过，应留意，WTO成立之后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基础电信协议与金融服务协议，虽然可分别被纳入GATT与GATS，但是，就参加方而言，又回到了乌拉圭回合之前的状况，即由成员方自行决定是否加入。这种一揽子与非一揽子相结合的模式，可能是今后WTO伞形结构的发展方向。这有利于WTO“蚕食”盘地、最大限度地扩展其管辖范围。
TRIPS协议具有特殊意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调，本来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排他管辖，如今WTO名义上仅管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这种管辖范围不仅包括了版权与相关权、商标与原产地标志、专利、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图、未被披露的信息等几乎所有通常的知识产权，而且在国际上第一次纳入了知识产权的司法、行政程序以及海关保护特别程序等方面的协调，并统一解决成员间关于知识产权的争端。
TRIPS协议为WTO扩大管辖权，开了一个先河，播下了从WTO到WEO的“种子”。从西雅图会议（尽管失败）到多哈会议，国际社会已经广泛地讨论了将环境与贸易、劳工标准、竞争法等新议题纳入WTO首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事实上，WTO早已成立了直属总理事会领导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贸易与竞争行政工作组等机构，研究在WTO框架内协调这些问题的具体步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此次WTO部长会议的议题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限正式的建议。预计首轮谈判的议题，除了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完善、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施、最不发达国家的参与与发展、贸易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的原有议题，新议题将包括环境、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等。
如果WTO首轮多边贸易谈判能够最终取得成功，那么WTO肯定会演变为事实上的WEO。对此，中国必须予以极大的重视。WTO现在不只是，将来更加不限于传统的关税与贸易问题，则将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WTO的方向盘毕竟主要地掌握在美国、欧共体、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中国虽然已是世界贸易大国之一，但是，作为WTO的新成员，加上自身相对薄弱的经济实力与原有经济体制的制约，将很难在短期内发挥理想的作用。如果对WTO的发展趋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中国入世后将陷于被动。
四、争端解决机制，实施还是决策？
根据GATT第22条、第23条，WTO争端解决机制仍然属于实施性质的机制。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3条总则第1款明文规定：“成员们确认其遵循根据1947年GATT第22条与第23条适用的争端处理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充分磋商、保障各成员在依照协定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不因其他成员的违反或未违反协议义务而丧失或减损、由全体成员方授权调查，然后酌情裁定、在必要时可授权一个或多个成员对其他一个或多个成员中止协议规定的关税减让。根据《建立WTO协定》第9条，决策权排他性归属部长会议与总理事会。然而，由于GATT的历史传统，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总理事会实质上还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尽管前者有较多的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主席与办事规则。从GATT到WTO的实践看，争端解决机制经常扮演了“准决策者”的角色。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常设机构是WTO体制结构最具匠心的创新，由此，该机制具有了通常只存在于国内法体系中的两审终审制。根据DSU第17条第6款，上诉机构的复审属于“法律审”，因此，该机构在复审中必然对有关WTO协议条款作一定法律解释，并经WTO争端解决机构的采纳而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根据《建立WTO协定》第9条第2款，只有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才有权采纳对多边贸易协定的解释—决策权的一部分。那么，争端解决上诉机构的解释（因“消极一致”原则而无一例外被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究竟是否具有决策性？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的决策权有无冲突？
在“厄瓜多尔等诉欧共体进口、销售与批发香蕉体制案”中，上诉机构第一次对WTO多边贸易协议作出了具有决策性的法律解释。此案涉及两个或数个协议（比如GATT与GATS）能否共同适用于同一项被诉措施（比如欧共体进口、销售与批发体制）的问题。无论《建立WTO协定》，还是DSU都未作规定。照理，上诉机构应将这一问题提交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决定解释。然而，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径直作出了解释。事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均未作出任何“立法回应”，等于默认了这种越权实践。
“美国禁止某些虾及虾类制品进口案”又涉及这一关键问题。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一系列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争端案中，此案非常引人关注，原因在于此案上诉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可协调性，为将环境问题进一步纳入WTO框架奠定了法理学基础。不过，对整个WTO体制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上诉报告明确承认非政府组织(NGO)享有加入争端解决程序的主动权利。这在GATT与WTO的半个多世纪历史上，堪称第一次，因而在WTO成员中引起极大争议，据说，在WTO争端解决机构讨论通过该案上诉报告时，只有美国一家同意。由于“消极一致”原则，一票同意即可（这本身也是亟待解决的重大体制缺陷，这与“积极一致”原则产生的一票否决，是两个极端，本文存而不论）。
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与美国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在类似情况下对宪法或国会立法的解释，如出一辙，具有明显的法官造法这一普通法风格：先设定大前提（比如宽泛的词义、立法目的等），然后精心选择某一“关键”词（如本案的“寻求”），加以引申，掺入本来字面上不具有的意义（比如“寻求”应指寻求者主动请求行为，引申为是否接受非请求的裁量行为），从而扩充字面意义。这种在美国国内法律化政治中常见的现象，即通过相对灵活的司法解释，解决立法机构一时难以应对的问题，如今却也发生在WTO这样的国际组织里，除了说明WTO的法定决策机构缺乏，或许从根本上也不可能有那种高效率的法律解释功能，还表明美国式法律文化已影响到WTO。对此，作为与美国法截然不同的中国在入世后，必须熟悉利用这种极其重要的法律分析工具。
就最具法律特点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而言，中国入世后，将不能象所有其他成员那样，适用现行WTO反倾销协议和保障协议。WTO争端解决机制已处理的所有反倾销、或反保障的争端案件，也不能完全适用中国与其他所有成员间可能发生的相关争端。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具体地结合WTO的一般规则与适用中国的特别规则，深入研究如何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提出有关法律对策，防患于未然。以反倾销为例，中国入世后15年内，美国和欧盟，乃至所有其他WTO成员，都可以继续用“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规则，对付中国日益增长的货物贸易出口。诚然，中国出口商可以提出市场经济的抗辩理由，并且，假定这种理由是可以成立，但是，如果美国反倾销主管机构不予采信，中国出口商无法要求本国政府就这一问题，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要求美国修改国内法。
总括全文，全球化中的WTO趋向开放，并具有相当的活力。中国入世，对中国与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会。胜利女神将站在把握自己命运者一边。
